不想上班,迟到早退,是在很多人身上真实存在的日常状态。只是怕被扣工资,不敢这么做而已。
追溯到古代,那些身负重任的大臣,也不想上朝。以清朝为例,大臣上朝迟到早退所在多有,大权在握的皇帝会怎么惩罚他们呢?
清朝处理政务的早朝有两种形式,一是御门听政,一是轮值奏事。前者参与的人数多,各衙门的高官和中下级官员都要来,礼仪性强;后者参与者为军机大臣和各衙门高官,范围小,方便讨论重大事件。
乾清门,御门听政之处。
无论哪种形式,早朝都突出一个“早”字。有多早呢?康熙帝定的规矩是:官员们每日先在午门外齐集,春夏于卯正一刻(6点15分),秋冬于辰初一刻(7点15分),进至中左门等候。
早晨6、7点钟集合,意味着大臣们天不亮就得起床,有些人居住在外城或者城外,到皇宫路途有二三十里之遥,甚至要凌晨1点钟起床。
一年四季如此,大臣们苦不堪言。1682年,大理寺司务赵时楫上奏说:“诸臣每夜三更早起,朝气耗伤,未免日间办事,反难精密。”他请求各衙门的正职、副职轮流上早朝,或者减少上早朝的次数。
康熙帝回复说:不行!为了防范大臣迟到,他经常督促御史每天黎明到午门考勤,“如满汉部院官员有怠惰规避者,即行察参”。
后来大臣们实在受不了,不断请求推迟,康熙帝才勉强同意推迟一个小时。
等到雍正帝、乾隆帝时期,上朝时间又提前到了卯时(凌晨5点-7点),甚至出现过寅时(凌晨3点-5点)听政的情况。好在御门听政的次数减少了、轮值奏事的次数多了,这样大臣们不至于天天半夜三更起床。
雍正帝画像。
尽管如此,大臣们迟到的现象愈演愈烈,最后变成了皇帝等大臣来上班。1740年初(乾隆四年十二月初七),乾隆帝曾训斥群臣:
“凡朕御门听政,辨色而起。每遣人询问诸臣会齐集否?数次之后,始云齐集。即今日亦复如是。诸臣于御门奏事,尚且迟迟后期,则每日入署办事,更可想见。”
乾隆帝说,每次御门听政,我一大早就起来等你们上朝,结果你们每次都迟到,我让太监问了一遍又一遍,多次之后你们才到齐,非常过分!
不过,由此也能看出,虽然大臣经常迟到,除了申斥一番,乾隆帝没有给出实质性的处罚。但他并非总是如此。
乾隆十四年十二月十七,又是一个御门听政的日子,工部尚书三和竟然缺席,乾隆帝大为光火,认为他做事不尽心,不足胜任,把他从尚书降为侍郎。
一幅描摹上早朝情景的绘画。
嘉庆帝即位后,王公大臣已不复清朝初期那种勤劳与高效的状态,但他仍努力维持上早朝的秩序。1806年,他明确规定:“如有到班迟误及班次错误者,均罚俸六月;未到班者,罚俸一年。”
罚俸就是扣工资。如果我们被扣50元、100元的工资,那是很心疼的。可是,清朝时期,罚俸对大臣的威慑力实在太小。一品文官全年的俸禄只有180两银子,他们根本不靠这笔钱生活,他们靠的是养廉银(一品文官一年养廉银16000两)和各种各样的灰色收入。罚俸半年、一年,和挠痒痒差不多。
这导致迟到的歪风有增无减。
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,道光帝御门听政,现场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一幕,吏部集体迟到,其他部院的堂官也多未到齐。道光帝震怒,从重处罚,将二十多名官员罚俸一至两年不等。
乾隆帝画像。
除了迟到,还有早退的,不过早退现象不像迟到那么严重。
雍正六年二月,御史鄂奇善、曾元迈轮值奏事期间早退,雍正帝认为二人怠惰,全无“勤慎敬谨之意”,下令二人“每日在圆明园伺候,将一切失仪之处俱交与伊二人稽查”,且规定他们“日未出时至宫门,日入后退散”。
不想上班是吧?那就强制你们天天值班,天天早来晚走。
乾隆十一年三月十八,乾隆帝发布上谕说,他在朝堂上和前面的大臣说完事情,要把后面的大臣叫上前来,却发现有人已经悄悄溜走了。他气得降旨申斥,明确要求,他说可以走了,官员才能走。
迟到、早退、缺席要罚,不该到班而到班者也要罚。嘉庆十二年端午,本不该礼亲王昭梿、郑亲王乌尔恭阿等30多名王公大臣参加轮值奏事,但他们自作主张前来,被嘉庆帝“各罚职任俸三个月”。
【参考资料】
李文杰《清代的“早朝”──御门听政的发展及其衰微》,仇梦雨《清代御门听政研究》,《清实录·嘉庆朝实录》